唐朝是为盛世，盛世风度是李白《将进酒》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那唐朝的酒业发展的如何。唐朝酒业的发展离不开大一统稳定的社会，只有富余的粮食才能酿酒，而唐朝是符合这个条件的。所以唐朝不管是人的盛世，也是酒的盛世。唐朝的酒业是由官酿，坊酿，家酿三部分组成。
官酿，国家的亲儿子
官酿也就是现在国家企业，就是由官府督办与管理的酒业，有充足的原料和资金，是只重视酿酒的好坏。所酿造的酒专供皇家与朝廷官员饮用。唐朝廷为了管理酒务，设置了相关的专门机构，主要是由九寺之一的光禄寺负责。
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记载光禄寺负责掌管膳食供酒，下设“良酝署”“食官署”之类的部门统筹宫廷和京城官府用酒。良酝署“令掌供奉邦国祭祀五齐三酒之事”，遇皇帝祭祀天地，良酝署便带领部下来布置、陈放大量酒器。如果是做官者，便提供“春暴、秋清、酚酿、桑落等酒。”
唐朝的官酿具体事务是由“良酝署”和“食官署“负责，二者常年有人手，如良酝署掌管酿酒的有30人，有酿酒手艺负责青铜制酒器的有120人，还有杂工13人。除此以外官酿还会根据时节的变换和果蔬的生长，酿特色的酒类，使得酒的技艺更上一层楼，促使了酒业的进步。
当然了官酿的酒类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就是赏赐给功臣，经常出现在皇帝举行的大型宴会之上，不光是饮用还可以笼络人心。大臣对于皇帝的赐酒也会有歌功颂德的奉承和感恩。
张继云：“玉壶分御酒，金殿赐春衣。”“人醉逢尧酒，莺歌答舜弦“
而良酝署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，后期的“宣徽酒坊”所替代了，作为政府的酿酒机构。该酒坊是由宫廷内作坊发展而来的酿酒机构，由于是政府投资、官家制作，其规模很大。
但是看唐朝的疆域就可以知道，是很大的，那就会产生地方政府投资和经营的酒馆。如韩栩所言：“山骚尝官酒，关城度客衣。”民间大型活动时，用酒量大，便采购官酒，如元镇《赛神》中言：“杀牛贯官酒，椎鼓集顽民。”
由于唐前期实施宽松的酒业管理政策，致使民间的酿酒业要比官营酒坊兴盛得多，就压榨的官酿的生长空间。到了德宗年间，政府想掌控全国的酒利，便开始对整个国家的酒业进行垄断销售，禁止民间私自酿销。但如此一来，社会便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逃酣现象，为此政府只能放宽政策：民间在有限被允许酿酒的条件之下，同时又发展官营酒业。可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关注酒利所带来的巨额财富，忽略官营酒坊所生产的酒类产品质量。《册府元龟》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官中自酣，交缘为奸，酒味薄恶。“，使得官酿的品质日益下降。
总体来说，唐朝官营酒业经营状况并不是很乐观，而且酿酒实力无法与民间酒业相抗衡，便始终没有得到广大饮用者的认可。
坊酿、家酿，市场的主体
官酿对应的有坊酿和家酿。所谓坊酿，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企业酿酒一般，如酒肆、酒坊等，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；家酿指的是自家酿的酒，主要供自己饮用，也可售卖给他人。
《唐会要》卷八十八载：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，政府下令执行征收全国酒税的命令，要求“每斗榷酒钱百五十文，其酒户与免杂差役从之。”
唐朝坊酿具有他特点就是酿销一体就是家庭作坊般，一般有酒楼、酒家、酒社、酒肆等，凡是能够售买酒的，基本上都开着酿酒作坊。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“酒家胡”了，即“胡人”做掌柜的酒馆，且“胡人”多为年轻貌美的女子。
这其中出现过许多享誉古今的名酒，如新丰市(今西安临憧县)出产的“新丰酒”，李白、王维等诗人都对此酒赞不绝口。
而且在唐初，太学署府史焦革所制家酿十分美味，为了能饮到焦革所酿美酒，嗜酒的王绩在选官任职的时候，特意选择方便能饮到焦革美酒家酿的官职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焦革逝去后，王绩把焦革的酿酒之法记述了下来，加之他对自古至今擅长酿酒之人的制作方法为辅，编写在册。此书虽然粗浅简陋，但嗜酒之人读后，依然能让人“口诵而心醉“，可见焦革所酿之酒确实冠绝当时。
裴度家有一种自制酒，称为“鱼儿酒”，之所以被称呼其名，是因为酒中有珍贵的树脂香料一一龙脑，将凝结好的龙脑刻成小鱼的形状，再将其放进煮好的沸酒之中而成的“鱼儿酒”，酿造此酒所用的龙脑由波斯等国家进贡而得。在沸酒中投入此香料，喝起来是既清凉又香气扑鼻。太宗皇帝对魏征所酿造的蝙绿酒和翠涛酒大加赞赏，称蝙绿酒和翠涛酒是胜过历史上有名的御酒一一“兰生和玉蔽，饮后可“千日不醒”，魏征酿造的这两种酒所用之法是从西胡那里学来的酿造之法，所以才会有“十年味不败”的奇特之感。
李白笔下记述的宣城老翁，也是一位善酿的老者，且老者所酿之酒名为“老春”，是宣城之地有名的名酒，以至于老者逝世之后，李白仍对其念念不忘，想象着老者在九泉之下“还应酿老春”。韩栩在看到田园中梅子成熟，再闻到“家酝香”，被这一片祥和的景象所触动。
在唐代坊酿和家酿最终成为主体，很大原因是因为唐朝开放的风气，可以吸收西方的先进酿酒之法，并且自己家酿的酒不会偷工减料赚取利润。在唐朝后期，官府为盈利，就在酒中偷工减料谋取大量利润。家酿的酒甚至超过了坊酿和官酿的酒。